郏伟伦：从《金瓶梅》里性爱的张扬看晚明市民阶层的活力
摘 要：作为中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世情长篇小说，《金瓶梅》以托宋言明的方法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生活全景与精神风貌。
书中关于性行为的大胆而裸露的描写看似是在诲淫，实际上是塑造小说人物性情和形象的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晚明时期这些市民在性爱上的张扬，尽管陷入了因矫枉过正而导致的自我毁灭的疯狂之中，但是，这也体现了市民们人性主体意识的复苏。
市民们在纵欲与进取的同时演绎着晚明市民阶层的活力：强调扩大再生产；以合同来巩固雇佣与被雇佣的生产关系；重视商业信誉；善于激励；多样化经营策略……
关键词：性爱的张扬；晚明市民阶层；活力；《金瓶梅》
一、问题的提出
莫妮卡·莱温斯基在其自传《莱温斯基自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我》中写道：
“克林顿之所以能在哈特因丑闻退出总统选举之后顺利在同一问题上披荆斩棘，最终登上总统宝座，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美国人民已经看到总统的性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1]
中国学者马征在其所著的《〈金瓶梅〉中的悬案》中写道，在性爱方面“过分地禁毁与封闭，在我们民族的精神深处留下了无形的‘暗伤’，这种精神上的‘阉割’，导致我们民族委顿，其惨毒酷烈胜于刀枪。”[2]
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性爱本身及其抑扬可能会影响一个民族乃至于国家的命运。
哈夫洛克·霭理士在《性心理学》中写道：
“性是一个通体的现象，我们说一个人浑身是性，也不为过；一个人的性的气质是融贯他全部体气的一部分，是分不开的。有句老话讲得很有几分道理：‘一个人的性是什么，这个人就是什么。’”[3]
当然，这似乎有点绝对，因为现有的资料很难证明一个人的性活力与跟他（她）在现实生活中的进取心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有的话，更多的只是可能。
这也与人们的生活经验相符合，因为一个人的性最具活力的时间段往往在青壮年时期，而在这一阶段，人的进取心较之其他时期往往更强。
《金瓶梅》(本文的相关研究都是以《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底本的。)在很多人眼中往往是色情小说的代表，无需讳言，书中有不少裸露的性描写。
自其问世以来，毁誉皆有之，毁之者不屑于其中的性描写，誉之者为其写实成就而啧啧称叹。
如何正确地认识此类文字关系着如何评价《金瓶梅》。新时期以来，上述关于《金瓶梅》不公正的评价正在得到纠正。
这对《金瓶梅》的传播和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传统的看法一时很难改变，《金瓶梅》摆脱原来的形象仍需要时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瓶梅》自打问世以来，它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能看到“性”。
“性”是贯穿全文的主题。“性爱的张扬”是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特点，研究性爱也有助于理解那个时代市民们的性情。
《金瓶梅词话》
二、性爱与“性情”——
《金瓶梅》为自己非淫书做的背书
我国著名学者吴阶平曾指出：
“人类性行为绝不仅是生理本能的反映，而更是包括思维、语言、情感、意识形态影响在内的社会心理因素与生物学因素的相互作用：性活动是行为、情欲、态度和品质的综合表现。”[4]
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能在《金瓶梅》那里得到验证，因为从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经历中就能得出性爱与性情互相影响的结论。
与此同时，书中主要人物在性爱中的表现以及对性爱的态度则更有利于理解他们的形象和性情。
而这也说明了《金瓶梅》性爱文字的存在具有合理的成分，可以说是《金瓶梅》为自己非淫书做的背书。
西门庆家是山东清河县一个较为殷实的家庭，他身材魁梧，不甚读书，风流博浪，终日闲游浪荡，是风月场中的常胜将军，
小说关于西门庆的介绍大致如此。尽管西门庆在商场和官场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他最大的成功还是在情场。
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基本上在情场上战无不胜，这不仅表现在他俘获女性的数量和质量上，还表现在其在性爱上的充沛活力。
西门庆有一妻五妾，但这在他看来还不够，他寻花问柳，包养妓女，与家仆的妻子私通，私挑潘金莲，两战林太太，偶尔有断袖之癖。
不仅仅如此，西门庆有个特殊癖好，那就是在性爱过程中喜欢低头观看媾合之状，并存在性虐待行为。
人们在批评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这恰恰是西门庆的真实性情和形象，很难想象“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贾宝玉会有这样的行为。
西门庆在性爱上张扬还表现在他随身会携带一个淫器包，里面装的是各式各样的性用品，这些工具使得他在性爱上能更上一层楼。
而事实上西门庆并非存在性障碍，恰恰相反，他在与王婆定策私挑金莲时自称“也曾养得好大龟”。
这种超越生理的性爱的张扬无疑体现了晚明时代市民阶层在性领域对以往的反叛，尽管有矫枉过正之嫌。
西门庆正是在这性张扬中不断地绽放他生命的华彩，但他的生命也在加速衰败。
可以说，西门庆在性爱上的表现为人们展示了一个有进取心、精力充沛、没有什么文化修养的晚明市民形象。
除了西门庆之外，最主要的人物恐怕就数潘金莲了。
抛开固有的成见，有些时候潘金莲是一个天真活泼、毫无心计因而显得有些可爱的女性。
这体现在潘金莲有时说话率真而口无遮拦，有时又是很容易被别人利用的人。
小说第十二回，西门庆流连于妓院而忘返，吴月娘使唤玳安去接西门庆，奈何西门庆不愿意回去，并迁怒于众妻妾，潘金莲直接说道：“十个九个院中淫妇，和你有甚情实”，此举一下子就把妓院出身的李娇儿给得罪了。
小说第十五回，众妻妾元宵节在楼上看灯市，潘金莲玩得兴致勃勃，一会儿叫“大姐姐，你来看……”，一会儿叫“二姐姐，你来看……”，一会儿又叫道“三姐姐，你看……”，这完全就像是年轻的女孩子招呼自己的好姐妹一样。
小说第二十六回，来旺被西门庆构陷入狱，经过宋蕙莲的苦苦哀求，西门庆改变了主意决定放了来旺，此时，孟玉楼将这个消息告诉潘金莲，成功地借潘金莲之口除掉了宋蕙莲。
在整本小说里，潘金莲的心机都不如孟玉楼深沉。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她的确有狠毒的一面，诸如毒杀武大，伤害李瓶儿母子，这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性情特点集中于小说中的同一人物曾经引起一些诘难。
那么，怎样才可以回答这样的诘难呢？笔者认为陈家桢、周淑芳在其《金学观点：情感与亚文化》中对李瓶儿性情特点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回答：
“李瓶儿像许多年轻女人一样渴望情爱，同时需要选择合适的男人来承受她的情爱——在西门府得到了身心满足之后，奉献成了她的天性——她的痴情实际上是一种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诉求，是对西门庆从情感上满足自己所做的回报。”[5]
同样的，笔者认为潘金莲之所以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情爱并没有得到满足，而一旦她的情爱得到满足，她的破坏性就会减少。也就是说，潘金莲的性情在很大程度上受性爱的影响。
戴敦邦绘 · 潘金莲
潘金莲是一个为性而生亦为性而亡的人。尽管人们一直在强调夫妻之间感情的重要性，但是，夫妻之间任何一方都明白性占有才是真正的占有。
而且夫妻之间的性占有具有绝对的排他性，这种占有一旦受到别人的侵犯，性占有被侵犯的一方可能会作出激烈的反应，并由此改变自己的性情。
举个例子来说明下性占有与性情的关系。在第一回，潘金莲在十五岁时被潘妈妈卖到了张大户家，主家婆余氏初时甚是抬举潘金莲，与她金银首饰装饰身子，可谓仁至义尽。
然而，当潘金莲渐渐长成一个美人，被张大户“收用”后，余氏在知道后不仅与张大户嚷骂了数日，还将潘金莲百般苦打。
余氏前后的性情反差可谓是比较强烈，究其原因在于年轻貌美的潘金莲侵犯了余氏对张大户的性占有。
潘金莲对性爱的感情可以超越其他一切事物，也可以说她的理想并没有超越性爱。
在获得她想要的性爱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都要排除，一开始，武大成为障碍，再后来，李瓶儿母子也成为了障碍。
潘金莲被张大户许配给武大，潘金莲不可能满意的，她想要寻找另一个理想的男人来满足她的情爱也是理所当然。
潘金莲对西门庆一见钟情，两人勾搭成奸，待到东窗事发，潘金莲为了与西门庆做长久夫妻，毒杀了武大。
潘金莲如愿以偿，嫁到了西门家。潘金莲的情爱得到了满足，但是，代价却是武大的生命。
而在这之前，潘金莲的行为最多只能用“轻浮”来形容，而这次，潘金莲却杀了人，性爱的满足与否就是这样深刻影响潘金莲的性情的。
与潘金莲一样，李瓶儿也是钟情于西门庆的，而与潘金莲不同的是，李瓶儿的的确确赢得了西门庆的爱。
尽管潘金莲是一个以性为命、性占有欲很强的女人，但是，她不可能实现对西门庆的完全的性占有。
因为，她仅仅是一个妾，根本无权也无力管住西门庆，她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对西门庆的性占有。
为此，她有时候必须以退为进。李瓶儿和西门庆在花子虚在世的时候就已勾搭成奸，二人你来我往时间一长便被潘金莲发现。
但是，潘金莲并没有立即阻止西门庆和李瓶儿继续交往，而是附条件地允许他们二人继续交往，并且愿意为他们二人望风。
潘金莲与西门庆“约法三章”，这恰恰是潘金莲聪明的地方，她以退为进，既合理地限制了西门庆与李瓶儿的交往，又不至于与西门庆关系僵化，因为她非常清楚，与西门庆关系僵化对她不会有什么好处。
李瓶儿嫁入西门家之初，潘金莲与李瓶儿关系还算融洽。
但是，随着西门庆对李瓶儿感情的升温，特别是李瓶儿为西门庆生下了儿子之后，潘金莲发现李瓶儿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势必会威胁自己对西门庆的性占有。
李瓶儿得宠之后，西门庆在潘金莲房中留宿已不像以前那样频繁，这使得潘金莲的心情十分低落。
在潘金莲的性占有受到了来自别人的不可忍受的侵犯之时，她的性情就会变得有破坏性。
这种因性爱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破坏性体现在：
其一，潘金莲“怀妒惊儿”，采取手段惊吓李瓶儿的儿子；
其二，指桑骂槐地挖苦李瓶儿，这虽然不是李瓶儿香消玉殒的直接原因，但对李瓶儿造成了精神上的迫害；
其三，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女婿眉来眼去，以至于成其云雨。
对于潘金莲做的上述事情，人们没有必要刻意为她作辩护。
可以说潘金莲的双手是沾了无辜生命的血，而她的追求情欲和肉欲行为也难逃轻浮之嫌，这些都是潘金莲人性中暗淡的同时也是我们必须指出并加以批评的，但是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潘金莲本质上是一个坏女人。
潘金莲之所以会做出这样具有破坏性的攻击行为，除了她本身泼辣率真的性格，对性爱的钟情等这些个人原因之外，还有更加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那就是男权社会下的一夫多妻制无法平衡家庭内部妻妾与丈夫的情爱关系，家庭内妻妾之间为了争夺丈夫的情爱势必会相互倾轧，妻妾在相互倾轧时必须依靠丈夫，因为丈夫是他们身份、地位、性爱和物质的来源。
在《金瓶梅》中尽管有潘金莲和李瓶儿的情爱之争，也有潘金莲与吴月娘的情爱之争，以及其他妻妾之争，但西门家的妻妾们没有哪一个人敢将西门庆作为斗争的对象，原因正在于此。
在《金瓶梅》里，性爱与“性情”的确存在联系，但这种联系的存在不是说《金瓶梅》在做一项性爱科学研究，而是小说塑造人物形象、反映人物性情、体现人物精神风貌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性爱与“性情”关系的存在使得《金瓶梅》能自证清白——它并不是一部淫书，如此一来，《金瓶梅》的学术价值就更应该得到承认。
戴敦邦绘 · 李瓶儿
三、性爱的张扬与人性
主体意识的复苏
在《金瓶梅》所处的时代里，市民阶层已经敢于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性欲并能够付诸行动。尽管他们的有些行为即便到现在都不符合主流道德观，比如狎妓，婚内出轨，变态性行为等等。
《金瓶梅》里的两性关系确实有点紊乱，书中新形成的两性关系突破了原有旧道德的限制，尽管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毕竟表明市民阶层勇于追求欲望，是人性主体意识复苏的表现。
在《金瓶梅》里，几乎各种职业的人物都在追求性爱或者性爱带来的东西。
西门庆自不必说，他的女婿陈敬济在风月场中堪称“西门庆第二”，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也是敢于大胆追求性爱的女人。
西门庆的正妻吴月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但她也有自己的情欲追求，而潘金莲经常“把拦汉子”令她很不满意，不满的情绪在渐渐积压，终于在第七十五回爆发，
但是，当她与西门庆在一起时也曾“口称亲亲不绝”，真是“痴心做处人人爱，冷眼观时个个嫌”。
西门家主子们风流，仆人们或者是耳濡目染，或者是心性使然，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能风流时便风流，第五十回玳安嬉游蝴蝶巷时俨然一副西门庆的模样。
不仅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风流成性，就连小说中一个一笔带过的人物，也有自己的“风流史”，比如，第五十六回，应伯爵向西门庆推荐水秀才时，先是称赞水秀才的妻子十分美貌，然后话锋一转，接着说：“喜的是两年前，浑家专要偷汉，跟了个人，走上东京去了。”
在这里，未见其人，但已经知道其风流往事了。
除此之外，本来应该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温秀才竟然是个同性恋，本来应该清心寡欲的和尚与道士竟然也变得“好色”起来，“众和尚见了武大这老婆，一个个都迷了佛性禅心，关不住心猿意马，七颠八倒，酥成一块”，
西门庆遇见的胡僧竟然是一个男性生殖器的外貌形象，而书中的道士不仅出入花街柳巷，而且意图奸淫妇女。
所有的这些性爱的张扬都让人感到惊讶不已，当然，还有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西门庆家仆的妻子，有些也被西门庆俘获，诸如宋惠莲、王六儿、贲四嫂等等。
这些女性主动迎合西门庆的原因不是对西门庆有感情，而是因为她们是想用她们的身体来换取物质上的回报，而且不以为耻。
可以这样说，当时的很多市民们，他们的梦想无法超越金钱，但是却很容易突破道德的限制。
这种交易行为的确有悖于良善的风俗，但是，这背后体现的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女性主体意识要求女性追求自身的独立，不再依附于男性。
谁都知道，让女性的人格得以独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女性摆脱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除此之外，女性主体意识会使得女性敢于支配自己拥有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自己的身体。
在男权社会里，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主体意识的苏醒，预示着市民阶层的人性主体意识的苏醒。
由此可见，在《金瓶梅》的时代，市民们无论男女都不会耻于追求性爱，其实，在这里，性爱的张扬几乎都要演变成性爱的泛滥了。
但是，将全部目光都集中在市民阶层的性爱本身而忽略了性爱张扬的社会意义犹如盲人摸象。
德国政治理论家考茨基曾这样阐述：
“生殖欲是人的意志中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如果忽视了那个因素，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的意志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两性关系，对每一个时期的社会结构也有非常重大的意义。”[6]
当时的市民阶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教条击得粉碎，当时约束人欲的道学家口号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影响。
这种现象自然遭到了统治阶级的全力抵制，《金瓶梅》被冠以淫书进而遭到销毁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晚明市民阶层否定了禁欲思想，因而积极追求性爱，但是，这又导致市民阶层从一个极端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由禁欲转向纵欲。
性爱的张扬背后是欲望的张扬，是人性主体意识的复苏。
《金学观点：情感与亚文化》
四、纵欲背后的进取
——市民阶层的活力
性爱不仅仅会对作为个体的人产生影响，而且性爱与社会也是存在关系的。
费孝通指出，人的两性行为对社会绵续和稳定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类是男女分体的动物，生殖作用必须通过男女的两性关系，
另一方面是两性关系也存在着破坏社会结构的潜在力量，因为如果容许男女之间感情上的吸引力任意冲击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那就会引起社会结构的混乱和破坏。[7]
在《金瓶梅》的那个时代，性爱的张扬已经对封建社会结构造成了破坏，旧有的秩序受到了冲击，新的合理的社会秩序远远没有形成，晚明的市民们一边在纵欲，一边在进取。
西门庆所处的时代是中晚明时期，那是中国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商品经济活动较之以往时代更加活跃，出现了稳定的雇佣与被雇佣的生产方式，而且被雇佣者有相当的人身自由，这即便不能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相比于明朝之前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
西门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起家的家底是他父亲给他留下的生药铺，至他生命终结之时，不到十年，就已经拥有锻子铺、绒线铺、绸绒铺、印子铺、解当铺、生药铺等六处商铺，
其全部拥有的财产接近白银十万两,这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财富集中程度不是很高的明朝已经是很大的数字了。
西门庆一开始只算一个殷实的人家，到最后，他竟然拥有近十万两白银的财产。
小说对他的发迹史也有很清晰的交代。首先，西门庆通过娶了孟玉楼和李瓶儿得到了大笔钱财。
其次，放官吏债。在明朝科举制度下，考生想要考取进士需要依次通过童试、乡试和会试，可谓披荆斩棘。
在考中进士之后，家境贫寒的书生赴任时大多缺乏相应的钱财，于是，有些政治投机者往往在这个时候慷慨解囊，资助那些有政治前途的书生，以待他日书生投桃报李，西门庆就是这样做的。
他资助蔡进士，后来蔡进士被授予两淮巡盐之职，蔡进士答应帮助西门庆提前一个月掣取三万盐引，
小说中没有具体说明西门庆这次掣取盐引赚了多少钱，但是从第五十八回韩道国将价值一万两白银的锻绢货物从杭州贩运回来以及第六十回来保从南京贩运回二十辆大车的货物来看，可知西门庆这次赚了很多钱，这是西门庆事业腾飞的开始。
在这之前，西门庆虽然也能获得不错的经济效益，但是无法与掣取盐引获得的暴利相比。
西门庆尝到了依靠政治权力做生意的甜头之后，寻求政治依靠的积极性大增，继续结交权贵。
最后，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也为西门庆带来了大量财富。
西门庆的确通过依靠政治权力获得了暴利，但是，如果完全将其十万两白银的家产全部归因于此则有失客观。
仔细分析西门庆的财富积累过程就不难发现，西门庆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了新的变化，西门庆与以往时代的商人有所不同，并且有一套自己的商业经营学问，而这些新变化是西门庆所代表的晚明市民阶层具有活力的体现。
封建时期的商人在发家之后大多置田产，完成由商人到地主的转变。
他们的闲余资金最终还是流向土地和房产，并没有大规模地投入再生产，因此这样的商业模式虽然也能锻造出富商大贾，但却很难真正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黄强在其《金瓶梅风物志：明中叶的百态生活》中写道：
“商人在经商过程中，依靠巧取豪夺和盘剥获得巨利，经济上的暴发户，并不等同于政治的势力户。
为了获得政治地位和权力，商人必须向乡绅阶级转化，置田地乃是他们将货币资本转变为土地资本的一种手段。”[8]
但是，这种情况在西门庆那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
首先，西门庆获得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这一从五品的官职并非是以他向乡绅阶级转化为前提的。
小说交代得很清楚，西门庆这一官职是通过金钱获得的。这说明西门庆的那个时代，商人的地位以及金钱的作用都在极大地提升。
其次，以西门庆为代表的晚明市民阶层在赚钱之后不是广置良田美宅，而是热衷于将商业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这毫无疑问体现了晚明商品经济的新变化。
戴敦邦绘 · 西门庆
西门庆派韩道国、来保和崔本三人去扬州支取三万盐引，在卖了盐引之后，西门庆没有将获得的暴利运回家用于购置土地等不动产，而是用于扩大再生产。
他派韩道国到杭州购置了一万两白银的缎绢货物，又派来保到南京购置了满载二十辆大车的铺面货物。
这两批货物运到之后，西门庆的生意更上一层楼。第六十七回，西门庆在得知新开铺子卖了六千两银子之时，没有其他的打算，而是指派韩道国等三人分别去湖州和松江购买货物。
重视再生产、不屑于将资金用于购置土地，这表明以西门庆为代表的晚明市民阶层不再甘心于做一个普通地主，他们决心在商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功，他们笃信金钱比土地更能帮助他们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在金钱的驱逐下，晚明的市民们积极投身于商战，在此背景下，明朝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抛开对西门庆先入为主的成见，不得不承认他有一套自己的商业经营学问，包括以合同来巩固雇佣与被雇佣的生产关系；重视商业信誉；善于激励；多样化经营策略。以下将分别叙述之。
西门庆的商业规模比较大，商业活动也比较活跃，因此，必须雇佣一部分的劳动者来帮助他进行生产和经营。
在当时，雇佣与被雇佣的劳动关系已经比较普遍地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西门庆的合同意识很强，他雇佣伙计给他工作一般都先是签订合同，然后再让其上岗。
比如，第三十三回，西门庆在狮子街新开了个绒线铺子，需要在雇佣个伙计，经应伯爵推荐，韩道国与西门庆当日就写立了合同。
再如，第五十八回，西门庆与应伯爵喝酒，在起身离开之际，由于缺少个伙计发卖货物，西门庆尚且不忘叮咛应伯爵明日领甘伙计到他家写立合同。
仔细读《金瓶梅》可以发现，在西门庆的那个时代，不仅仅出现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劳动关系，而且，被雇佣者诸如韩道国和甘伙计等人有着高度的人身自由。
这些新变化、新情况即便不能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但至少体现出了封建体制之下晚明市民阶层在生产经营上的新活力。
商业信誉，这个对商人的事业极为重要的经营学问，四五百年前的西门庆就已经懂得了。
《金瓶梅》虽然没有直接写西门庆如何重视商业信誉，但是从西门庆的一段对话就可以看出他的态度。
第三十八回，揽头李智、黄四要与西门庆合伙做一笔价值一万两白银的生意，被西门庆以“揽头以假充真”断然拒绝；
应伯爵退而求其次，请求西门庆借给李智、黄四一千五百两银子，西门庆答应了请求，但是留下了警告：“又一件，应二哥，银子便与他，只不叫他打着我的旗儿，在外边东诓西骗。”
从西门庆对商业信誉的重视可以看出他的成功并非没有道理。
西门庆的商业活动需要被雇佣者帮助他进行，而被雇佣者韩道国等人的工作能力、工作积极性自然对西门庆的事业影响很大。
为了让韩道国等人更加积极努力地工作，西门庆往往会采取一些激励措施。
第五十八回，韩道国从杭州运回了一万两银子的锻绢，西门庆于是又新开了个缎子铺。
为了让韩道国、甘伙计以及崔本更加积极地工作，西门庆与三人签订合同约定，缎子铺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可由三人均分。
这种类似股权激励的行为在西门庆那里已经出现。
此外，西门庆拥有锻子铺、绒线铺、绸绒铺、印子铺、生药铺、解当铺等六处商铺，他还做盐引生意，到最后还想着做古器生意。
如果用现在的管理学视角来看，西门庆采用的是多样化经营策略，这当然能够降低经营风险，这说明晚明市民已经懂得了多样化经营。
晚明时期，中国的商品经济以空前的高度向前发展，而市民阶层又是这一历史进程最主要的参与群体。
市民阶层在人性主体意识的驱动下，突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束缚，勇敢地追求性欲和物欲的满足，积极投身商业，在商业活动中他们尽情地展示他们的活力，让人们看到了晚明时期市民阶层的让人惊喜的发展。
《金瓶梅风物志》
五、结 语
大量裸露的性描写不足以证明《金瓶梅》是一部淫书。晚明时期，市民阶层性爱的张扬不仅仅体现了市民阶层追逐肉欲，更重要的是，性爱的张扬也彰显了市民阶层人性主体意识的复苏，
最后，性爱的张扬带着冲击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秩序的力量鼓舞着市民阶层去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他们敢于商战，重视扩大再生产，信守合同，重视商誉，善于激励……
尽管市民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对传统社会的经济以及文化秩序造成了较强的冲击，但是，市民阶层一直是在封建体制之下发芽与生长，市民阶层如果想要壮大就必须依附于政治权力，
这就决定了市民阶层很难触动封建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因此，市民阶层没有野心也没有实力为中国带来更先进的政治制度。
总之，晚明市民阶层的活力止于封建政治制度。
[参考文献][1] (美)莫妮卡·莱温斯基著.莱温斯基自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我.杨向斌,顾涛,译.海拉尔市: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2]马征.《金瓶梅》中的悬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3](英)哈夫洛克·霭理士著.性心理学.潘光旦,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4] 吴阶平.性医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5] 陈家桢,周淑芳.金学观点:情感与亚文化[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7.[6] (德)卡尔·考茨基著.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册.《哲学研究》编辑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7] 费孝通.重刊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书后[J].读书,1986，(10):35.[8] 黄强.金瓶梅风物志:明中叶的百态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文章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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